数据参考：2004年我国官方首次公布了男同性恋人群约为500-1000万人，而国内学者估计人数在2000至5000万左右。

　　官方没有公布女同性恋的人数，我国研究同性恋问题的著名专家张北川教授估计，这个群体人数在1000万左右。

　　问题提出：正视社会生活中的这个群体，是我们要直面的社会问题之一。对待性取向不同的少数人，是包容还是排斥，这是社会文明与否的一个标志。

　　暗柜中的“拉拉”：婚姻破裂的一个悲剧源

　　当我们看见两位姑娘亲昵地在一起时，可能不足为奇。但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就有这样的女性，因为性取向所致，她们更愿意与同性相亲相爱，排斥异性婚姻。对这个“特殊”人群，人们又称为“拉拉”。

　　“拉拉”在圈子内有自然约成的规矩。偏男性化、行为主动的一方称为“T”;表现女性化、更柔美的一方称为“PP”。“T”的打扮趋于中性化，喜欢深色，短发偏多，她们的打扮、举止偏男性化，社会对她们的认同感差。“PP”在人群中不易看出，隐藏得更深一些。“PP”中有的也是双性恋者，她们可能对自己的性取向认同感并不很强烈。

　　艾滋病的侵袭，使男同性恋者成为高危人群之一，各地男同性恋者们组织起来，在社区做艾滋病的宣传预防工作，受到了政府、社会的肯定，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“阳光”。

　　同性恋者中的另一半，“拉拉”则仍在“地下黑暗”之中，她们在社会中的身影模糊而弱小。女性特有的敏感、胆怯，让“拉拉”将自己的隐私掩藏得更深。一个庞大人群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盲点，人们并不认识、了解她们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。

谈起结婚，成都一位三十岁的“拉拉”对记者说：“思想斗争了好几年，最后还是向家人妥协，与一个没有感觉的男人结了婚。这种婚姻很无奈，非常痛苦，与异性的性生活，如同被强奸，我经常处于封闭孤独和惶恐焦虑之中，我拼命压抑自己，认为自己有病，是一个不正常的人”。

　　研究同性恋问题的学者、四川大学江华博士认为，一些家庭婚姻关系的破裂，其实在里面隐藏着更深层的问题，有可能某一方性取向不同，而又不能暴露出来，怕受到社会的谴责，婚姻悲剧源头可能就在这里，女同性恋是“边缘人群”中的最弱势的群体，社会对男同性恋问题关注较多，而对女同性恋者关注很少，她们的困境更大。

　　他说，“拉拉”被主流群体所掩盖，她们没有表现自己的活动地点、缺少交友渠道、经济地位低下、无力违抗传统婚姻，多数人只能违心地接受异性婚姻生活，她们悄然无息，艰难地生活着。

　　社会宽容：“拉拉”生活有变

　　近年，社会宽容度变大，一缕缕“阳光”照进了“地下人群”的生活中。

　　1995年，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，北京的“拉拉”在会上现身，参加论坛讨论，国内的“拉拉”公开“出柜”，参加社会活动。

　　上个世纪末，互联网在国内迅速发展，拉拉网站、论坛应运而生。“拉拉”找女友，可通过这样一个全新的载体而实现。在网络的论坛上，“拉拉”们就关注的婚姻、爱情、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做了许多探讨。在互联网上，“拉拉”们开始找到了排解苦闷、寻求温暖的“伊甸园”，网络开始改变“拉拉”的生活。

　　近年，关注“拉拉”生活的热线电话相继开通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、成都、昆明等地，“圈内”志愿者与各地的专家、妇女工作者联手，建立起免费咨询服务中心，通过热线，给“拉拉”及她们的家人、朋友进行心理辅导与交流。

　　“拉拉酒吧”也开始悄然出现在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成都、重庆等大城市中。每当周末，身份各异的“拉拉”们都会光顾这些酒吧。

　走近“拉拉”：于是与她的姐妹

　　今年，“三八”妇女节前，成都“拉拉”于是(化名)及她的好姐妹们勇敢地站了出来，接受了凤凰卫视鲁豫的专访，向人们介绍她们的生活及“拉拉”们的感受，她们的经历与爱情，引起震动。人们认识了的这位勇敢、善良、真实生活着的川妹子。

　　成都新南门的一家酒吧是由于是与她的恋人荻经营的，这是当地的姐妹们最乐意去的“家”。

　　坐在清一色女性的酒吧里，记者同于是聊着天。

　　为什么于是会亮相?

　　听后，她轻轻一笑：“我生活在一个传统家庭里，父亲知道我的一些情况，母亲不大清楚，她身体不好，不敢向母亲多谈。我在公众面前亮相，家里人怎么办?他们怎么抬头?我想了许久，最终还是选择了亮相。我站出来，是想让更多的姐妹们不再在黑暗中生活，敢于认同自己的性取向。”

　　于是有属于自己的爱。几年前，她与梅成为一对恋人，相亲相爱。但家庭压力对梅太大，经济上也并不宽裕，梅不得不与异性结婚，这个选择对她们来说都是一个无奈。梅结婚前恳求于是参加婚礼，站在身边，给她一点勇气，于是做到了。婚礼结束后，于是和身边的姐妹抱头痛哭了一个晚上。

　　于是抽起了烟，她说：“在中国，妇女的社会地位不高，家庭中也如此，‘拉拉’在主流社会里根本没有立足地方，面对内心情感，绝大多数‘拉拉’只能是放弃自我，压抑天性。‘拉拉’人群承受更多的是痛苦与不幸。我希望以我的勇气，能鼓励更多的姐妹站起来，为自己而生活。女同性恋生存环境的改善，不是靠别人施舍，而是要自我争取。”

　　于是大家叫她于姐，2004年她发起组织了“成都LES爱心工作小组”。小组联合了法律、医务、心理咨询界一帮姐妹们，向圈子朋友提供帮助，深受大家的欢迎。爱心小组经常带领姐妹们参加各种活动，郊游、登山、打球、学艺。去年12月，四川大学法学院还专门请爱心小组的“拉拉”上课堂，开设“同性恋何去何从”的讲座，漂亮女孩木木的讲座与介绍，受到学生、教师们的欢迎。有于是的努力，成都的“拉拉”自我认同感强了，生活更加阳光、健康了。

　拉拉谈：“我们仅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”

　　吴萌(化名，以下人名均为化名)(北京、公司职员)：

　　“在非主流人群中，有的男‘同志’可以一夜情，女‘同志’却重视情感生活，苦苦寻觅自己的爱人。‘拉拉’到了结婚年龄，如果不结婚压力就太大。我的干姐结婚前人都快崩溃了，家里房子要给弟弟，干姐的收入不高，在外租不起房子，只好嫁人。安家后，她说自己是度日如年，只有忍受，她认为是自己错在是一个‘拉拉’。每次见面，我们都要哭一场。不知道我今后是不是也要走这一条路。”

　　于是(成都、成都LES爱心小组负责人)：

　　“‘拉拉’‘出柜’确实是不容易，女人对社会、对男性形成依赖。‘拉拉’因为性取向不同，又不敢正视自己，没有人去研究她们的生活，指条生活道路，关心她们，而‘拉拉’对自己的生活又隐藏得很深，她们的问题被扭曲，给人感觉中国没有女同性恋者存在。‘拉拉’们面对来自社会的压力，多数人只能向传统低头。现在国内男同志社区文化发展很好，因为抗击艾滋病，有政府方面的支持，而女同性恋却是被人们遗忘的角落，没有人帮助，没有人关心。我们希望社会关注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，我们仅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。”

　　刘萌(重庆、某大学教师)：

　　“我觉得同性恋者最难过的一关，就是面对家人要你结婚的压力。我只要回家，家人就会没完没了地问你，抱怨你。去年我开始在网上发布信息，想找一位男同性恋者做名义丈夫，我总算找到同城一位‘丈夫’，我们一切都是分开的，对家人有了交待。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，男女同性恋者都要面对这个压力，我们只好连手做假。没办法。”

　　陈园(成都、28岁仍在待业)：

　　“在我的生活中，最迫切的不是找朋友，而是找工作。从小我就认为自己是男孩子，反感裙子，不喜欢留长发，我经常与男孩子玩，抽烟、喝酒、打牌，男人的爱好我都有。我长大以后，才觉得生活对我来说太别扭。走到什么地方，别人都会注意我，看一下我这个‘假小子’。我去打工，周围的男人常拿我开玩笑，搞恶作剧。去应聘工作，有人干脆对我说，不要我这样的阴阳人。我要生活呀，怎么办?”